馬永紅：鄰里糾紛中的法理情——對櫻桃樹枝引發商洛7死2傷血案的反思

01 案例：櫻桃樹枝引發的血案
據陜西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通報，2022年11月7日16時20分許，商洛市商州區夜村鎮夜村社區發生一起故意殺人案。犯罪嫌疑人王某良（男，56歲，夜村鎮夜村社區一組人）因鄰里糾紛行兇，致7人死亡、2人受傷，后王某良跳河自殺，其尸體已打撈并確認。
鳳凰Times等媒體披露，嫌疑人是本分老實人，事發起因為鄰居李某良家櫻桃樹枝過界，影響王某良的三輪車出行。在李某良拒絕修枝情況下，王某良自行修枝，被李某良妻子一夜辱罵。雙方發生肢體沖突后，至派出所調解，雙方雖無損失，但李某良家索賠2萬元。
有一些村民“拉偏架”作證，王某良很生氣。派出所裁決王某良向李某良賠償1000元，王某良覺得自己受到了欺負，先是用斧頭殺死了李某良的父母、妻子、兒媳，此后又殺死了當初“拉偏架”的其他幾人，作案工具為長斧頭，砍殺過程歷時50分鐘。
案件有關信息公布后，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有的人譴責王某良沖動行事，有的人譴責李某良得寸進尺，有的人譴責作證者自作自受。筆者是陜西商洛人，也是一名律師，現以鳳凰Times等報道為材料，分析櫻桃樹枝血案背后的法理、道理、情理，探究血案中值得我們反思的教訓。

02 法理：相鄰權糾紛處理的四項原則
李某良家的櫻桃樹樹枝影響到王某良的出行方便，本質上屬于民法上的相鄰關系問題。《民法典》第288條規定：“不動產的相鄰權利人應當按照有利生產、方便生活、團結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則，正確處理相鄰關系。”需要注意的是，從文義解釋看，“有利生產”在“方便生活”之前。
根據多位村民的說法，王某良是家里的頂梁柱，經常開著一輛“時風三輪車”在312國道上穿行，平時給人拉貨，賺點錢。但李某良家的櫻桃樹長到了路上，枝條壓得很低，王某良開三輪車過來過去不方便。由此可見，李某良家的櫻桃樹已經嚴重影響到王某良的正常生產問題了。
王某良曾向鄰居提議將樹枝收拾一下，但李某良家不同意，還罵道“我家的樹關你啥事？”李某良認為櫻桃樹即便長到大路上，鄰居也無權干涉，這是李某良個人在法律認識層面的錯誤。當王某良采取砍枝以排除妨害的措施后，派出所卻裁決王某良向對方賠償1000元，這是派出所民警在法律認識層面的錯誤。
這些年來基層矛盾糾紛多與相鄰權有關，或是因為一棵老樹，或是因為一條水渠。尤其是在建房時，因為影響采光、屋檐滴水等問題屢屢爆發肢體沖突，有的甚至釀成命案。但其實往往有一方單純從自身利益出發，法律認識有嚴重錯誤，面對村組干部調解時胡攪蠻纏，把法律規定當做了耳邊風。


03 情理：鄰里糾紛處理往往會考慮情面
李某良的妻子在發現王某良砍掉櫻桃樹枝后，“罵了王某良家一整夜”，“罵得難聽得很”。第二天王某良出門時，被李某良的妻子碰到，其再次用更難聽的語言當面辱罵了王某良。于是，王某良與李某良的家人發生了推搡，但好在雙方當時并沒有損傷。
鄉村人際關系往來互動較多，凡事講幾分薄面。無論大小紅白喜事，能到場行個人情，主家都會覺得面子上有光。但假如有人當著村里人的面，指名道姓辱罵無休止，則無異于毀傷他人的顏面。被辱罵的一方如果忍氣吞聲，則會助長對方的氣勢，甚至被村里人視為窩囊廢。
李某良妻子徹夜不休的辱罵行為，置鄰里情情于不顧，使得鄰里糾紛的調解難度增大。其實，在處理鄰里糾紛時，人情面子往往占了很大的因素，當事人一般都會考慮親情、鄉情、人情，愿意妥協退讓吃一點虧了事。即便受害人受了重傷，往往也不申請傷殘鑒定，不會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全額索賠。
我的老家有人修房，自家親戚作為工人前來干活，未曾料到機械故障人被砸傷當場死亡。村鎮干部曾到場協商，法律規定當然也會談到，但經過幾輪談判，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賠償數額遠不到法律規定的一半。這其中人情面子等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4 道理：鄰里糾紛處理依然要講公平正義
櫻桃樹枝被砍后，李某良妻子索賠2萬元。在派出所調解時，村里的幾位證人均向著李某良家說話，派出所的民警認為雙方都有錯，認為索賠2萬元沒有依據，最終裁決王某良賠償李某良經濟損失1000元，但王某良不認同這個裁決結果。
王某良之所以不認可該處理結果，最主要是覺得派出所的處理沒有道理。而在一般老百姓眼中，所謂的道理就是公平合理。暫且先拋開法律是否有規定，法律如何規定不談，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桿秤。即便不說賠償2萬元，賠償1000元的道理在哪里？
李某良家的櫻桃樹枝影響通行在先，王某良提出的收拾樹枝的要求不被理會，迫于無奈王某良自行砍除樹枝卻遭到了徹夜辱罵和巨額索賠，從一般老百姓眼中而言，李某良家有錯在先，徹夜辱罵再錯，巨額索賠三錯，早已經失去了道義人心，其訴求根本站不住腳。
村組干部調解也罷，鎮派出所調解也好，說到底都要講究一個理字，法條可以講，情面也可以給，但是非黑白的道理要講清。那種各打五十大板，一句“雙方都有錯”，往往是稀泥抹光墻，無法從道理上讓人信服，調解結果也難以得到全面的落實。


05 怨氣：鄰里糾紛處理應注意疏導情緒
櫻桃樹枝被砍后，“雙方都氣不過”，尤其是證人“拉偏架”后，王某良“很氣憤，覺得那些人都是壞人”。有村民分析“可能是長年累月積攢出的仇恨……其他人（遇難者）也都是跟他（王某良）有過過節的。”
鄰里糾紛發生后，起初一般都愿意調解。但調解時說話不能拱火，而是要讓雙方先把窩在肚子里的怨氣先給放了。有的調解員很注意細節，當事人來了先給倒一杯熱茶，發一支煙，任由當事人絮叨絮叨，調解員只是偶爾插兩句話。當事人把一肚子苦水倒完，才能算是進入到說調解的環節。
如果當事人的怨氣無法釋放，又得不到法理、情理方面的回應，則非常容易鉆入牛角尖，越來越想不通，則怨氣不斷淤積，就像一個氫氣球般越來越大，等受到了某種刺激，突破了自身的忍耐極限，則必然會發生爆炸，屆時不但傷害到自己，也會傷害到別人。
王某良的道路通行權受到影響，本身就窩了一肚子氣，被“徹夜辱罵”后，更是氣上加氣。派出所調查時，村民們“拉偏架”作證，王某良的氣更是不打一處來。派出所裁決自己賠1000元后，王某良本可以再行提出異議或訴訟，但彼時的他覺得自己顏面盡失、申冤無望，最終積怨成怒，爆發了血案。

06 制度：基層矛盾糾紛調處應有敏銳預警
王某良的小名叫“葫蘆”，妻子患有小兒麻痹癥，腿腳不便。夫妻倆有兩個女兒，一個已經出嫁，一個還在上學。村里人對王某良的評價是“人本來就老實本分，一直都比較安守本分，沒有做過什么不好的事情。”對于血案的發生，很多人表示沒想到。
但事實上，血案的發生已有一定的征兆。王某良被李某良妻子“徹夜辱罵”，而且罵的很難聽。此時此刻，作為第一線的村組干部、派出所民警應該就此保持高度警惕，畢竟“徹夜辱罵”這樣的做法已很少見，而且特別容易傷人顏面，引發潛在的肢體沖突。
這幾年，全國都在大力推廣“楓橋經驗”，出臺了各種各樣的制度。楓橋經驗正在于“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鎮，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櫻桃樹枝糾紛引發了肢體沖突，在村組干部未能妥善處理的情況下，最終到了鎮派出所處理的層面，可以說已經不算是小事了。
楓橋經驗要求把社會治理的著眼點放到前置防線、前瞻治理、前端控制、前期處置上來，提高預測預警預防能力。各地都有調解制度和維穩名單，但具體到操作層面則力有不逮，如果村組干部、派出所民警并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釋明法理、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方面有不足，則小糾紛就可能釀成大血案。


07 歷史：鄰里糾紛處理應引導雙方相互謙讓
幾個月前，我曾到渭南市蒲城縣辦案，發現該縣有一條巷子的墻角下方，鑲嵌著一塊被涂了油漆的長方形界石，上有清朝時期刻下的兩列字“墻外余地三尺，栽樹五株”，此地正是蒲城人王鼎故居。據說，王鼎在京為官時，鄰居因宅基地與王鼎的家人發生糾紛。家人寫信告訴王鼎，希望他能幫忙。
王鼎看到信后，將明代詩人林翰的《戒子弟》詩稍加修改寄給家人：“千里捎書為一墻，讓他幾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依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王鼎的家人看到這封信，立馬明白了他的意思，主動向西讓出三尺。鄰居見此甚為佩服，也主動向東讓出三尺。后來這條巷子便被稱為“達仁巷”。
在鄰里糾紛的調解過程中，一定要引導當事人向前看，想想自己的親人子女，不要與人爭一時的高低。現在的鄉村，許多子女或在外創業，或在外求學，慢慢地已在城市安家落戶，鄉村老房屋檐的滴水多一尺少一分已不是特別重要，更重要的子女金榜提名，事業有成。
今年初我曾處理過一起因老核桃樹引起的鄰里糾紛，起因是核桃樹壓住了鄰居屋瓦，但兩家素有歷史積怨，協商屢次無結果。后來，我出面邀請兩家人喝酒，沒有談什么《民法典》，十余杯白酒下肚，糾紛就解決了。在生產隊長見證下，最終核桃樹被整個放倒。

08 反思：櫻桃樹枝血案的幾種假設
假如李某良知曉基本的法律原則。如果李某良家知曉鄰居有通行權，自己理應承擔相應的排除妨害的責任，則在王某良提出異議后，李某良不應以“我家的樹關你啥事”為由再胡攪蠻纏，而應主動砍掉影響鄰居通行的樹枝，或同意鄰居自行砍掉影響通行的樹枝，則糾紛就此自行化解。
假如村民勸架或作證時曉之以情。如果村民在勸架或作證時，能夠從道義、情義等出發，在厘清事實的基礎上，不偏不倚地進行客觀陳述，從情理上對李某良進行規勸，對王某良進行安慰，則雙方可能就此達成相互諒解，證人或可避免被視為“壞人”而遭到砍殺。
假如派出所裁決時能夠秉公執法。如果雙方在發生肢體沖突，鬧到派出所以后，民警見各自并無身體損傷，則應對雙方進行釋法說理，對李某良妻子的行為進行批評教育，不必要求王某良進行賠償，則雙方均罷訴息訪，櫻桃樹糾紛到此亦可到此劃上句號。
假如王某良認為救濟途徑仍有效。如果王某良對賠償1000元的裁決不服，知曉自己還可以提起異議或訴訟，知曉自己還可以申請法律援助，且認為這些救濟途徑或許還能起一些作用，而不是純粹只是走個程序或形式，則王某良未必一定選擇共同毀滅。
血案已然發生，過往自難假設。嫌疑人王某良跳河自殺后，官方通報“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僅個別媒體有零星報道，更多的事實已經無從查證。從政策研究角度而言，我們希望如此血案不應以嫌疑人死亡為終結，而應詳細調查事件原委，反思其中的教訓或不足，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櫻桃花春天會再開，但樹下人卻已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