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轉賬記錄無合同或借條可否認定借款關系

閱讀提示：司法實踐中，借款糾紛不勝枚舉，不簽合同，不打借條的情形也是司空見慣，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如何證明借款法律關系成立，最高法院又是如何認定借款合同缺失情況下的法律關系？


根據合同法的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雙方當事人的行為可以推定有訂立合同意愿的，屬于以“其他形式”訂立的合同。


作者通過梳理大量最高法院的案例，總結出如下裁判規則：雖未簽訂書面合同，但當事人的民事行為能夠推定形成借款法律關系意愿的，借款合同成立。并且，本書作者在延伸閱讀部分附上10個相近的最高法院的案例，供讀者參考。




裁判要旨

雙方當事人之間并沒有簽訂書面借款合同，亦沒有明確的約定借款金額、期限、還款方式等內容的口頭借款協議，但是否簽訂書面借款合同并非是證明借款合同成立的絕對標準，因此判斷雙方當事人是否成立借款合同，要結合全案的證據和事實認定，當事人已經做出的民事行為能夠推定雙方有形成合同關系意愿的，也應當認定合同成立。


本案中債權人以其行動實際地履行了出借行為，并且該筆借款完全符合債務人的利益，后來的一些書面文件中也能反映債務人接受并確認的意思，故能夠推定雙方當事人就借款合同達成基本一致的意思表示。而且該筆借款一方已實際墊付，另一方已實際使用，雙方已形成事實上的借款法律關系更無異議。



案情簡介

一、 2003年，榮華公司開具金額300萬元、收款人為長江公司的轉賬支票一張，款項進入長江公司在中行湖北分行的賬戶。中行湖北分行用此款項處理對長江公司1.5億元貸款償還事宜。


二、 2005年至2006年，湖北十堰市金融機構發生票據違規事件，中行十堰分行及其分支機構面臨停止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的風險，急需尋求第三方填補債務，十堰市人民政府介入組織協調。


三、 2006年7月，十堰市人民政府主持召開關于化解票據風險的會議，與會單位有湖北省銀監局、中行湖北分行、十堰市銀監分局、中行十堰分行、榮華公司等；會議后，榮華公司于2006年8月至2007年4月間以兩種方式多次向中行十堰分行及其下屬分支機構付款，共計5800余萬元。


四、 2007年4月，十堰市人民政府主持相關會議并作出11號會議紀要，明確記載，“榮華公司因借支十堰分行所造成的損失，由十堰分行承擔挽回責任”，此后5月20號會議紀要也記載“之后中行湖北分行、十堰分行會同榮華公司采取措施，盡快歸還榮華公司的墊款”。中行十堰分行及其分支機構也因榮華公司的墊資款化解了票據風險。


五、 2010年，中行十堰分行請求協助處理榮華公司欠中行十堰分行貸款事宜，同時顯示，對于榮華公司的墊資問題，雙方處于協商處理中。2011年6月，榮華公司起訴中行十堰分行、中行湖北分行，要求償還墊資款項。


六、 一審判決認定雙方均成立事實上的借款關系，支持了榮華公司的請求，中行十堰分行、中行湖北分行認為與榮華公司沒有借款合同不存在借款關系提起上訴，二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深度好文計劃#相關法律規定


根據2020年5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上述《合同法》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生效之日起廢止，上述條文已經替換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四百六十九條規定 當事人訂立合同，可以釆用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書面形式是合同書、信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的形式。以電報、電傳、傳真、電子數據交換、電子郵件等方式能夠有形地表現所載內容，并可以隨時調取査用的數據電文，視為書面形式。


第六百六十八條 借款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但是自然人之間借款另有約定的除外。

借款合同的內容一般包括借款種類、幣種、用途、數額、利率、期限和還款方式等條款。

第四百九十條 當事人采用合同書形式訂立合同的，自當事人均簽字、蓋章或者按指印時合同成立。在簽字、蓋章或者按指印之前，當事人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時，該合同成立。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訂立，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是一方己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時，該合同成立。


法院判決


以下為法院在裁定書中“本院認為”部分對該問題的論述

     本案二審爭議的焦點是：榮華公司與中行十堰分行、中行湖北分行是否形成借款法律關系。《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第一百九十七條規定：“借款合同采用書面形式，但自然人之間借款另有約定的除外。”上述規定表明，我國合同法要求除自然人之外的當事人之間訂立借款合同應當采用書面形式。但同時《合同法》第三十六條還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采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這又表明，是否簽訂書面合同并非判斷當事人之間是否形成借款法律關系的絕對標準，如果從當事人已經作出的民事行為能夠推定雙方有形成借款法律關系意愿的，也應當認定借款合同成立。本案中，榮華公司主張與中行十堰分行、中行湖北分行形成借款法律關系，但當事人之間并無簽訂書面借款合同，亦沒有明確的約定借款金額、期限、還款方式等內容的口頭借款協議。因此本案當事人之間是否形成借款法律關系，需要對全案事實和證據進行綜合分析判斷。

 

一、榮華公司與中行十堰分行是否形成借款法律關系


根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本案的發生有特殊背景。2005年至2006年，湖北省十堰市金融機構發生票據違規事件，中行十堰分行下屬東風支行、張灣支行、茅箭支行的工作人員違規將質押在三家支行的銀行承兌匯票借給匯啟等公司使用，導致中行十堰分行大量到期債權不能收回，中行十堰分行及其分支機構面臨被銀行監管部門停止銀行承兌匯票業務的風險。為解決該事件，防范金融風險，中行十堰分行急需尋求第三方填補債務，十堰市人民政府也介入進行了組織協調。2006年7月30日，十堰市人民政府主持召開由湖北省銀監局、中行湖北分行、十堰市銀監分局、中行十堰分行、榮華公司等有關人員參加的會議，會議議題為《關于中國銀行十堰市分行票據質押風險化解問題》，并于2007年5月16日作出20號會議紀要。會議之后，榮華公司于2006年8月2日至2007年4月17日先后以兩種方式多次向中行十堰分行、東風支行、張灣支行、茅箭支行付款，一種方式是榮華公司直接或者委托他人向匯啟等公司在中行的賬戶付款或者開立以匯啟等公司為收款人的轉賬支票，轉賬支票由中行工作人員簽字取走；另一種方式是榮華公司直接向中行十堰分行、東風支行付款。原審法院認定榮華公司支付款項共計5858萬元。2007年4月6日，十堰市人民政府主持召開由十堰市人民檢察院、十堰市公安局、十堰市銀監分局、中行十堰分行、榮華公司等有關人員參加的會議，會議議題為《關于支持十堰市榮華東風汽車專營有限公司發展有關問題》，并于同年4月12日作出11號會議紀要。2010年，中行十堰分行分別向十堰市人民政府、十堰市金融辦書面報告請求協助處理榮華公司欠中行十堰分行貸款事宜，報告同時顯示，對于榮華公司的墊資問題，雙方處于協商處理中。2010年11月，中行湖北分行起訴榮華公司，要求償還所欠貸款。2011年6月，榮華公司起訴中行十堰分行、中行湖北分行，要求償還本案墊資款項。


對于上述11號會議紀要，中行十堰分行確認其真實性、合法性，但對關聯性提出異議，認為會議紀要不同于當事人設立法律關系的協議書，不能代表中行十堰分行的意思表示，不能證明榮華公司是應中行要求墊資，中行十堰分行不應承擔向榮華公司償還墊付資金的義務；對于20號會議紀要，中行十堰分行稱該紀要形成于會議之后十個月，內容是虛假的。對于中行十堰分行的質證意見，本院認為，政府會議紀要作為政府記載、傳達會議情況的公文，確如中行十堰分行所稱，不同于當事人之間設立法律關系的協議書，但會議紀要作為對會議所議定事項的概要紀實，能夠反映出參會各方對于議定事項的主觀態度和意見，該主觀態度和意見是判斷當事人在訴爭問題上是否達成一致的重要考證。從中行十堰分行的質證意見看，中行十堰分行并未對會議紀要關于榮華公司為解決票據違規事件、維護十堰信用環境作出巨大貢獻的記載提出異議，亦未否認榮華公司籌集資金先行墊交中行十堰分行用于解決票據違規事件的事實。同時，上述事實亦能夠從2010年12月20日十堰市金融辦在中行十堰分行《關于我行近期化解榮華公司不良債務有關情況報告》上關于“榮華公司在當年的風險化解上作出了實質性貢獻”的批示得到印證。因此，從上述事實和證據之間的關聯性分析，原審法院關于榮華公司墊付資金5858萬元用于幫助中行十堰分行解決票據違規事件的認定有事實依據，并無不當。而本案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是，榮華公司主張上述款項是為中行十堰分行墊資，其與中行十堰分行形成借款法律關系；中行十堰分行抗辯主張榮華公司不是為其墊資，而是為匯啟公司等案外人墊資，榮華公司與匯啟公司等案外人形成借款法律關系。


如前所述，本案票據違規事件由中行十堰分行及其支行工作人員與匯啟等公司串通、違規操作引發，中行十堰分行為此受到的債權損失理應向匯啟等公司追償。在此情況下，榮華公司雖出于其經營活動依賴于中行十堰分行的授信、貸款、銀行承兌匯票等業務支持的考慮，但其在無任何約定或者法定義務的情況下，在中行十堰分行面臨行業監管部門處罰的緊急情況下，先行墊資幫助中行十堰分行解決了票據違規事件。不可否認，榮華公司的墊資行為符合中行十堰分行的利益需要。因此在榮華公司與中行十堰分行之間，中行十堰分行成為墊資行為的受益人。對于榮華公司如何收回墊資款的問題，根據本案查明的事實，十堰市人民政府曾經召開專題會議予以研究。11號會議紀要明確記載，“榮華公司因借支十堰分行所造成的損失，由十堰分行承擔挽回責任”，該內容與20號會議紀要記載的“之后中行湖北分行、十堰分行會同榮華公司采取措施，盡快歸還榮華公司的墊款”的內容相比較，二者并無本質矛盾，能反映出雙方當事人達成基本一致的意思表示，即對于榮華公司的損失，應當由中行十堰分行承擔責任。至于11號會議紀要關于“由檢察、公安等部門加大案件查辦力度，盡可能追回中行十堰分行的承兌信用欠貸，并及時將追回的款物移交榮華公司”的記載，實際上應為中行十堰分行挽回其因票據違規事件所受損失的方式，而不應成為榮華公司挽回其墊資損失的必要、唯一方式。榮華公司已經接收中行十堰分行通過有關機關追繳的部分財產權利，同意在墊資款中予以扣抵，原審法院對此亦予以認定。


綜合分析上述事實和證據之間的關聯性，本院認為，榮華公司為中行十堰分行的墊資行為，使得雙方形成事實上的借款法律關系，榮華公司由此受到的損失應當由中行十堰分行承擔返還墊資款本金和利息的責任。原審法院對此認定正確，應予維持。中行十堰分行上訴所稱其未與榮華公司形成借款法律關系，不應承擔案涉款項歸還責任的理由，與本案查明的事實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二、榮華公司與中行湖北分行是否形成借款法律關系


根據原審法院查明的事實，本案能夠確認榮華公司為協助中行湖北分行處理長江公司貸款事宜墊資300萬元的事實。對于上述款項，榮華公司與中行湖北分行雖未簽訂書面借款合同，但一方已實際墊付，另一方已實際使用，雙方已形成事實上的借款法律關系。原審法院關于榮華公司與中行湖北分行形成事實上借款法律關系，中行湖北分行對案涉300萬元負有償還本息義務的認定，有事實依據，應予維持。中行湖北分行上訴所稱原審法院認定榮華公司與之形成借款關系并判令其歸還證據不足、適用法律不當的理由，與本案查明的事實不符，本院不予支持。


案件來源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分行、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與十堰榮華東風汽車專營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3）最高法民二終字第4號]。


延伸閱讀

裁判規則：未簽訂民間借貸合同，但雙方之間通過借貸及還款的資金往來事實可認定借款法律關系成立
1. 葉鑫、黃錫斌民間借貸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終645號]認為：“關于西華公司的責任問題。本案中，盡管黃錫斌沒有和葉鑫簽訂民間借貸合同，但雙方之間通過借貸及還款的資金往來事實形成了民間借貸合同關系。同時，黃錫斌亦認可所借款項用于個人獨資設立并實際控制的西華公司的生產經營，故本案構成企業法定代表人以個人名義與出借人建立民間借貸合同關系，且所借款項用于企業生產經營的情形，即西華公司系實際用款人及共同借款人，其依法應對黃錫斌的借款本息承擔共同還款責任。一審判決未認定西華公司的共同還款責任，適用法律欠當，本院予以糾正。葉鑫該項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2. 雙遼天益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周紅武民間借貸糾紛再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35號]認為：“周紅武在一審期間向法院提交了《銀行卡客戶交易查詢》一組，該組證據能夠證實周紅武向楊小峰及楊小峰指定賬戶匯款的事實，結合周紅武、楊小峰、趙力三方簽訂的《抵押借款協議》及楊小峰關于收到800萬元借款本金的自認，足以證實周紅武出借給楊小峰800萬元的事實，本院對天益公司關于借款事實不真實的主張，不予支持。”
3. 洪肇設與黃培德、伊加喜等民間借貸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5）最高法民四終字第23號]認為：“2010年合同簽訂后，洪肇設通過其女兒洪錦戀向林建民或其指定賬戶匯付了十余筆款項，借款事實有銀行匯付憑證證明。
在2011年最高額借款合同中，各方當事人均同意借款金額除了按銀行匯款金額確定外，還可由林建民出具收款確認書確認。這表明保證人事先同意認可林建民確認的借款金額。事實上，林建民對洪肇設主張的借款事實和金額予以認可。一審法院采信《收款確認書》，符合各方當事人的約定。上訴人亦無證據證明洪肇設與林建民串通倒簽《收款確認書》。故《收款確認書》也應作為借款發生的證據。
從本案一審看，有關當事人提交了款項借出時的銀行匯款憑證，而無還款的銀行憑證。故無法按照銀行匯款憑證確定欠款金額。洪肇設僅主張部分欠款，林建民也承認該部分欠款。因此，可以認定本案借款確已發生，欠款本息金額按洪肇設主張和林建民認可的金額確認并無不當。民間借貸具有款項支付方式多樣靈活的特點，并非每一筆款項都必須有銀行交易記錄。一審法院不準許上訴人在一審時要求調取交易記錄的申請，亦無不當，并不影響對欠款本息的認定。”
4. 海南昌旺達置業顧問有限公司與海南宇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審判監督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4）最高法民抗字第75號]認為：“關于雙方是否存在借款關系及相關權利義務的認定問題。宇昌公司在2011年1月22日給昌旺達公司出具的借到1000萬元《借條》、瑞昌潤公司法定代表人葉定化于2011年1月23日給宇昌公司的轉款憑證證實宇昌公司向昌旺達公司借款1000萬元并已收到該款。2011年5月11日宇昌公司給昌旺達公司出具的《承諾函》再一次表示‘如果宇昌公司南麗湖兩塊土地在2個月內無法過戶到瑞昌潤公司名下，那么1000萬元借款應當立即連本帶息返還’，故一、二審判決昌旺達公司有權要求宇昌公司返還1000萬元借款及支付相應利息的認定正確。”
5. 萬高（北京）國際典當有限公司與天津武清開發區新中大置業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天津地鐵君易投資有限公司借款擔保合同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3）最高法民二終字第116號]認為：“關于本案借款關系是否成立的問題。作為認定本案借款關系基礎的《借據》表明，借款關系發生在萬高公司與新中大公司之間，但根據銀行相關匯款憑證顯示，案涉借款實際是由六家單位直接匯入新中大公司及易利德公司賬戶。對此，六家實際付款單位均出具《證明》，證實其系接受萬高公司的指令向新中大公司及易利德公司付款，新中大公司和易利德公司則分別出具了《代收函》和《收款通知函》，表示易利德公司所收款項為新中大公司向萬高公司的借款。債務人新中大公司亦認可其與萬高公司之間的借款關系。本院認為，萬高公司與新中大公司之間雖無直接借款支付行為，但結合上述證據，本案借款關系已實際發生，應當認定雙方借款關系已經成立。《借據》的簽訂時間并不影響本案借款關系已實際發生并成立的認定。故地鐵公司關于本案借款關系不成立的抗辯理由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認可。”
6. 張楠與吳志明民間借貸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5）最高法民申字第3466號]認為：“吳志明和張楠之間是否存在事實上的借貸法律關系。根據一審、二審判決書載明的事實，吳志明和張楠之間雖然沒有書面借貸合同，但吳志明確實是將5300萬元存入了張楠的銀行賬戶，張楠又將此5300萬元中的5240萬元用作其對東晨公司的增資款并實際取得了東晨公司相應的股權。無論其中存款、轉款的具體經辦人是否吳志明和張楠本人，對于款項的流轉和用途，吳志明和張楠均予以認可；對于其取得東晨公司相應股權的事實，張楠也予以認可，并且其在東晨公司增資的股東會決議、工商變更登記等文件上均有簽名，在訴訟之前對持有股權的事實沒有提出過異議，因此，吳志明向張楠交付5300萬元的事實客觀存在。張楠主張5300萬元的交付不是基于借貸關系，而是基于英茂集團的公司行為，應對此承擔舉證責任。但從其一審、二審提交的證據來看，雖然可以證明英茂集團與東晨公司之間、東晨公司與吳志明之間、吳志明與張楠之間、張楠與東晨公司之間、東晨公司與英茂集團之間均存在5300萬元的轉賬，但不能證明這些相對獨立的民事主體之間發生的這幾筆資金往來有何內在關聯，也沒有直接證據能夠證明張楠以個人名義接受吳志明交付的5300萬元以及使用其中的5240萬元對東晨公司進行增資是接受英茂集團的委派而進行的職務行為。所以其關于“5300萬元的交付是基于英茂集團的公司行為”的抗辯不能成立。也就是說，其雖稱不存在借貸關系，但沒能證明是基于其他何種原因合法占有并使用5300萬元，此種情形下，一審、二審判決認定其和吳志明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借貸法律關系并無不當，張楠關于此點的申請再審理由不成立。”
7. 蓬萊華岳置業有限公司、董偉與蓬萊華岳置業有限公司、董偉等民間借貸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4）最高法民申字第1787號]認為：“2011年9月18日，蓬萊華岳公司出具授權委托書，委托畢慶偉全權辦理蓬萊華岳公司在融資過程中的一切手續，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抵押、土地擔保等。該授權委托書雖然是復印件，但事后得到蓬萊華岳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君召的追認，應認定合法有效。2013年4月23日，畢慶偉為董偉出具欠條，確認截止到2013年4月23日共計欠董偉借款本金20900000元及利息8384533元，落款處畢慶偉作為借款人蓬萊華岳公司的授權代表和擔保人分別簽字，該欠條證明董偉與畢慶偉、蓬萊華岳公司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借款關系。因授權委托書是2011年9月18日出具，原一、二審法院以該時間點作為畢慶偉與蓬萊華岳公司借款的分界線，并按照畢慶偉與蓬萊華岳公司對董偉所負債務之比例確定對應的還款數額，符合本案客觀事實，處理結果適當。”
8. 李志勇、盤水市鐘山區鎮藝煤礦企業借貸糾紛再審審查與審判監督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申1232號]認為：“根據民事訴訟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應當提供證據予以證明，在作出判決前，當事人未能提供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其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證明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的后果。本案中，根據原審查明的事實，在案證據銀行匯款憑證顯示，鎮藝煤礦確于2009年9月13日通過鐘山聯社汪家寨信用社向水礦公司轉賬500萬元并注明為資源款。對該筆款項性質，鎮藝煤礦與通達煤礦均認可鎮藝煤礦系受通達煤礦指令向水礦公司代付資源款，且通達煤礦承諾還款。水礦公司認可通達煤礦因收購該公司的煤炭塊段資源需支付相應收購款，后收到鎮藝煤礦匯款500萬元，且其與鎮藝煤礦之間并無其他經濟往來。鎮藝煤礦與通達煤礦雖沒有書面借款合同，但根據轉款的客觀事實、當事人的陳述以及銀行匯款憑證，足以認定雙方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借款關系。據此，二審法院依據在案證據，綜合認定鎮藝煤礦與通達煤礦之間存在借款關系并無不當。”
9. 遼陽市太子河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與遼寧中凱實業有限公司、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口經濟技術開發區支行建設用地使用權糾紛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最高人民法院（2012）最高法民申字第1555號]認為：“對于太子河聯社向中凱公司發放貸款是以中凱公司先行支付土地使用權轉讓款1500萬元為前提，各方當事人均無異議。從支付土地使用權轉讓款、發放貸款的時間看，是在同一天完成，但中凱公司先行以交行營口支行銀行匯票交付1500萬元土地使用權轉讓款時，尚未取得太子河聯社的貸款。太子河聯社在驗證1500萬元匯票的真實性后，向中凱公司發放了貸款，雙方此前已簽訂《抵押借款合同》，中凱公司用其房產作為抵押，并辦理了《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公證》。太子河聯社主張向中凱公司發放的貸款中包括1500萬元土地使用權轉讓款，與事實不符。中凱公司收到太子河聯社發放的貸款后，用其中1500萬元歸還了交行營口支行，屬于中凱公司對自己財產的處分，不能得出該貸款是土地使用權轉讓款的結論。從法律關系分析，中凱公司向太子河聯社支付1500萬元是土地使用權轉讓法律關系，太子河聯社向中凱公司發放貸款是借貸法律關系，二者是不同的法律關系。交行營口支行與中凱公司未簽訂借款協議，但從雙方履行行為看，已經形成事實上的借款關系，且有借有還，已經履行完畢。”
10. 廣西嘉美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訴楊偉鵬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申請再審案 [最高人民法院（2013）最高法民提字第135號]認為：“當事人于再審期間的爭議焦點仍然是：嘉美公司與楊偉鵬之間是借貸關系還是商品房買賣關系。嘉美公司主張雙方為借貸關系，但缺少了關鍵性的證據《借款合同》。楊偉鵬主張其與嘉美公司之間為商品房買賣合同關系，而從未簽訂過借款合同。但與其主張相矛盾的是：第一，楊偉鵬未持有其所稱交付340萬元購房款后應當取得的《銷售不動產統一發票》原件，第二，楊偉鵬否認先后分九次收到的嘉美公司打入其不同賬戶的61.1萬元是嘉美公司支付的借款利息，但卻以商業秘密為由拒不說明該款項的性質。再審庭審中，雖經合議庭向其釋明其有關商業秘密的說法不能成立，其有義務向法院說明上述款項性質，但楊偉鵬仍然未作出說明。因此，在雙方證據均有缺陷的情況下，應當結合雙方當事人提交的證據，探究合同簽訂時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進而對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作出判斷。 認定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債權債務關系，書面合同并非不可缺少的要件。只要確認雙方當事人就借貸問題達成了合意且出借方已經實際將款項交付給借款方，即可認定債權債務關系成立。楊偉鵬向嘉美公司支付340萬元并收取利息的行為，足以認定雙方之間成立了債權債務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