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機構改革再發力

當前，新一輪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基本完成，地方機構改革正在進行，力爭在2024年年底前完成。地方機構改革，既要與中央層面改革統籌銜接，也要與地方實情緊密結合，找準發力點。

牌子立起來，更要功能強起來。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點任務，機構改革旨在解決體制機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短板，健全完善與中國式現代化相適應的機構職能體系，不斷提升黨的領導力、政府執行力。

理順體制機制，攻堅重點領域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下稱《方案》）就科技、金融、數據管理、農業農村等重點領域職能機構調整，對地方提出了具體要求。如在科技領域機構調整，地方情況與中央不同，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也不一樣。中央提出，科技領域機構改革不一定完全與中央層面對應，不能把有限的科技資源“撒胡椒面”。受訪專家認為，組建地方黨委科技領域議事協調機構需要根據地區資源稟賦、科技體制改革基礎等標準結合實際分類實施，科技資源相對較少的地區，可不單設黨委科技委。

針對金融領域，中央要求，各地應主要抓監管和風險處置，加強金融機構黨建工作。過往存在中央金融管理部門地方派出機構與地方金融監管機構職責邊界不清、權責不匹配等問題，新一輪機構改革要求建立以中央派出機構為主的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目前，許多地級市、各區縣已不再保留此前設立的地方金融監管局（或地方金融辦），以期通過省級層面統籌，改善部分地方金融領域“重發展輕監管”局面。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創業團隊。”上海市數據局于今年1月成立，相關負責人對半月談記者說，不同于傳統的政府部門，數據局管理的對象是數據，并衍生出數據確權歸屬、“數據財政”等專業領域，需要“突破傳統、打開思路、勇于創新”。

同時要注意，部分省份數據管理部門仍存在與發改、工信、網信等部門職能交叉、權限不清等問題。北方某省政府咨詢專家說，當地數據局“小馬拉大車”，“真正理順或許還需要兩三年”。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認為，應允許改革存在試錯過程，對于遇到的新問題，可以通過“看不見的方式”來推進，如設立工作專班、聯席會議等，以此增強改革過程中地方的自主性和靈活性。

此外，優化調整農業農村、民政部門等機構職能，推動鄉村振興、老齡工作等業務融合也是本次地方機構改革的題中之義。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汪玉凱認為，地方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選擇突出哪些機構，也可以不設置或者簡化哪些機構，對此地方上有較大的自主選擇權。

加強黨對社會工作的領導

《方案》要求，組建中央社會工作部，省、市、縣級黨委統一設置社會工作部門。受訪專家認為，過往社會工作領域黨政機構存在職責交叉重疊問題，組織、政法、民政等部門在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基層政權建設、市域社會治理等領域容易產生多頭管理現象。

從目前省級黨委社工部組建情況來看，部長主要由省委常委兼任、省信訪局局長轉崗擔任、省級黨委組織部副職調任等多種方式產生。受訪專家建議，地方黨委社工部主要負責人可考慮通過領導干部高配提升社會工作在地方治理中的影響力。在縣市區一級，特別是人口小縣、資源小縣，張克等專家建議探索縣級黨委社工部與信訪、民政等部門合署辦公或合并設立，構建社會工作大部門體制。

云南省委社會工作部部長、省委“兩新”工委書記張曉鳴對半月談記者表示，要準確理解認識社會工作部自身定位，樹牢政治部、基層部、群眾部意識。具體工作中，要注重“小切口”突破，做一件是一件，做一件成一件，確保開局起步工作得到社會各界和人民群眾的支持認可。

“自選動作”激發地方主觀能動性

回顧多次機構改革歷程，地方“自選動作”與“規定動作”的“協奏”引人關注。中央預留出改革空間，給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權，使得機構職能更能適應地方發展實際，促進地方行政效能提高。

本輪機構改革中，浙江組建海洋經濟發展廳，是全國首個以“海洋經濟發展”命名的省級政府部門，將促進浙江“海洋經濟發展聯動聚合”。上海加掛上海市推進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辦公室牌子、廣州成立市投資發展委員會、浙江湖州組建市委生態文明建設委員會等“自選動作”，也都充分體現各地工作重點和特色。

據了解，濱海新區法定機構改革后，對開發區實行企業化管理。同一崗位收入差距達到1.7倍，“下級比上級工資高也不稀奇”。2023年，濱海新區開發區提出招商引資和服務企業的工作機構占工作機構總數的比重不低于80%等“3個80%”的目標。各開發區根據自身功能定位、產業特色設置了汽車產業促進局、綠色石化產業促進局等服務對象明確的新部門。

算好編制工作政治賬、長遠賬

新一輪地方機構改革將優化編制資源配置。在一些地方，不同領域、地區、層級間編制資源配置存在結構性矛盾，“無編可用”和“長期空編”同時存在。一些地方部門存在行政和事業編制人員“混編混崗”，一些基層地區使用財政預算的編外用人規模較大，且管控機制尚不健全。

中央要求，機構編制工作不僅要算數字賬、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長遠賬，把有限的機構編制資源精準投放到關系民生福祉、強基固本的薄弱環節。本輪機構改革中，山西提出在不增加廳局級機構基礎上，縮減省、市兩級公務員編制，將其用于加強重點地區、領域工作，擴充基層行政、執法力量；安徽此前探索“編制周轉池”做法，分離編制“所有權”與“使用權”，將閑置編制向重點行業和急需行業定向定量投放，多地也已借鑒推廣這一經驗。

中央提出，部分地方議事協調機構過多，相關問題必須認真加以解決。針對抗震救災、扶貧開發、南水北調等特殊時期、特殊任務，一些地方建立議事協調機構，發揮了統籌協調作用。但一些地方照搬上級設置議事協調機構，有些機構與其他黨政職能部門職責分工不清，相關問題都有待進一步厘清解決。

從各地機構改革方案中可以看出，精簡優化議事協調機構成為普遍共識。如北京市委主要負責同志對北京機構改革方案落到實處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具體要求，“著力精減人員編制、規范部門領導職數”“著力推動議事協調機構精簡優化”即是其中兩項。目前部分地方已逐步落實相關精簡優化目標，如成都市新都區將議事協調機構精簡為37個，精簡比例達到83%，寧波市鄞州區將街鎮現有下設機構數量精簡近40%。

金融監管、知識產權、數據管理等是本輪機構改革重點領域，各地依照公務員法，啟動專業技術類公務員、聘任制公務員新一輪改革嘗試。受訪人士呼吁，對高素質專業化人才需求大的重點領域加大支持力度，打通各類別公務員交流任職通道，培養選拔更多具備專業化能力素養的領導干部。